二十世纪初世纪更替之际,青春年少、壮志勃发的李叔同开始了他人生中异乎寻常的南下之旅。且不去纠结他南下的具体原由,李叔同从此跨出了他生于兹长于兹、带着他种种儿时记忆、没齿难忘的“天津朋友圈”,踏进了更加广阔、开放、让他可以大有作为的新天地。先是“上海朋友圈”,再是“东京朋友圈”,再短暂回到“上海朋友圈”,最后落脚于“杭州西湖朋友圈”,使他的人生更添浓墨重彩一笔,最后走入了他心向神往的佛门精神境界。
李叔同,从本质上说是个读书人,在国运动荡、文化颠覆、人心崩溃的时代大背景下,他几经浮沉,历尽沧桑,不失理想,最后选择了佛学作为自己人生的新目标、新方向。除了他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思想情感变化等诸多内在因素影响外,儒道佛通晓、研究精深的学者马一浮,对李叔同的影响可谓不可或缺,举足轻重。可以说,马一浮就是李叔同皈依佛门、潜心佛学的指路人。
马一浮,生于1883年4月2日,幼名福田,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别号蠲(juan)翁、蠲叟、蠲戏老人。这蠲字很特别,可以指古琴弹奏指法,也可以作为一种叫马蠲的小虫,马一浮对这个字情有独钟,可见其与众不同的志趣。马一浮,比李叔同小两三岁,生来天资聪颖,有神童美誉,饱读经书,学贯中西,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他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命运多舛,父母早亡,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因为堕胎去世,马一浮后来终生未娶,孓然一身。马一浮跟李叔同有颇多相似之处,也是一个经历独特、遗世独立、富有传奇色彩、与李叔同相得益彰的人物。
少年马一浮,就有不少传奇故事。他跟鲁迅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同乡,15岁跟周氏兄弟一起参加了县试,他名列榜首。他到美国留学一年,不到任何学校念书,而是到各个书店、图书馆拼命阅读,几乎遍览了西方各种名著经典,并且最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到亚洲、日本和中国。
他精通英语、日语等多种文字。更难能可贵的是,马一浮不因为到过美国,就被美国西方文化给迷惑,亦步亦趋,唯洋是举,而是认为美国的体制,唯利是图,根本不懂得义理人心的重要性,完全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这是出过洋的中国人里十分少有少见的事例。二十岁“文章风流”的李叔同,在上海与马一浮初相识。后来到杭州以后,两人过从甚密。两人都爱好书法,技艺精湛,又善诗词,多才多艺,颇多同好。李叔同曾经对丰子恺说过,马一浮是生而知之者,博闻强记,满腹经纶,无人可及。
马一浮,潜心研究儒学、佛学,学问精深,堪称近代理学一大家。马一浮认为,佛学与儒学是互通的,“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儒家式的修养与佛教徒的修行,要达到的是一个目标。李叔同本来就注重修身,除了接受佛学知识外,马一浮对李叔同最后决定皈依佛门、潜心佛学,应该是有很大启发的。李叔同十分推崇马一浮的学问,特别在佛学方面,说李叔同视马一浮为良师,应该不为过。曾经目睹马一浮好友彭逊之出家而颇受刺激,李叔同对佛学热情异常高涨,与马一浮的交往更是频繁。1917年,李叔同在写给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1918年正月十五日,皈依佛门心切的李叔同行了皈依礼,当年夏天正式剃度出家。知道李叔同出家以后,马一浮专程到灵隐寺去看望正在受戒的弘一,并随身携带了佛学经籍明末高僧蕅益大师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各一册,赠送给他,为他指点要津的意味显而易见。可见马一浮在佛学方面对李叔同的影响之深。弘一后来承认,他精研佛学是直接受了马一浮的影响。他在后来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里说“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马一浮后来在比较彭逊之和李叔同出家的区别时说:彭逊之“天才高于李叔同”,但彭逊之是因为迷信命理而出家,他不以为然。而李叔同是真心对佛学感兴趣,作为自己的信仰,专心致志,一事不苟,所以“成就过之”。后来,彭逊之因为俗根难断,最后还是还俗了的。
可以说,李叔同浸淫于传统文化氛围特别浓郁的“西湖朋友圈”,特别是跟马一浮的交往,在相互的影响和熏陶下,使得读书人李叔同的宗教气质更加浓郁,最后浓得化都化不开,以致一发难收,以身试法,一往无前,一以贯之,为佛学、佛法奉献了他的后半生,为他自己也为中国近代历史,谱写了惊世骇俗、可歌可泣的篇章。其中,马一浮功不可没,他们之间互相成就,相得益彰,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十分美好、脍炙人口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