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登之“死”谈暴力英难的终结-心经念诵网

　　从拉登之“死”谈暴力英难的终结

　　时下盛传“拉登死了”。

　　不管拉登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世界的欢呼声却说明:拉登该死了!

　　奥巴马说,这是正义的胜利。伊斯兰世界则视拉登为正义的化身。在同一个词汇下,美国人在欢呼,伊斯兰世界却在流泪。

　　拉登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英雄,但同时,他又是美国人眼中的罪人。

　　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类被不同的政治扭曲的“正义”和“英雄”。

　　前几天,在《白虎关》和《西夏咒》研讨会上,我跟李建军先生有过一个争论。他认为的“英雄”,却大多是我认为的罪人。

　　目前,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在赞美自己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都在国家、民族、信仰的旗帜下屠杀另一群人。

　　世界史如此,中国的历史同样如此。如金朝的金兀术,这样的“民族英雄”被金朝捧出来后,就可以带着金朝人屠杀宋朝人;而宋朝人推出的英雄岳飞也要带人去屠杀金朝人。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屠杀,每个朝代的文人都在赞美这些“英雄”。今天亦然,以色列人推出的“英雄”在爱国主义的煽动下屠杀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的英雄又在“爱国主义”的煽动下屠杀以色列人。世界上整天充满着这样的爆炸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人都在讴歌这种罪恶,都在赞美这种“暴力英雄”,都在赞美这种英雄主义。

　　伊斯兰人推出的英雄可以策划“911”,而美国人的“英雄”却可以屠杀伊拉克人。每一个英雄,实质上都生活在一个非常狭隘的民族视角之下。

　　这样,伊斯兰世界的英雄拉登就可以在“正义”的旗帜下理直气壮地屠杀美国人,而美国人也会将拉登之死当成是“正义”的胜利。在同一个叫“正义”词语下,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当然也渗透着不同内容的血腥。无论人们有着什么样的理由,这种正义,其本质都是给人类带来灾难。

　　2009年,我到法国参加中法文学论坛的时候,法国人仍然将拿破仑当做“神”来崇拜。在我发言的时候,就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当做“神”来崇拜也罢,但他作为一个人类,到俄罗斯屠杀另一个国家人类的时候,他是罪人。法国人可以赞美拿破仑,在这种赞美的文化中会培养出更多的“拿破仑”;德国人可以赞美希特勒,在这种文化理念的熏陶下也会培养出更多的“希特勒”。同样,伊斯兰也可以讴歌拉登,培养出更多的拉登似的“暴力英雄”。但历史上有一种规律,就是崇尚暴力者,必为暴力所灭。拉登之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拉登的暴力是强大的,但世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暴力。

　　必须有一种声音,告诉人类:我们不要屠杀,不要暴力,我们需要爱。

　　正是在这种目光的观照下,我才写出了长篇小说《西夏咒》(作家出版社)。

　　我想,在民族、国家这类词语之外,人类应该有另一种声音,来告诉世界:暴力是最大的恶。虽然这个声音非常弱小,但我觉得这是黑暗中的一点烛光。这种屠杀文化、讴歌“暴力英雄”的文化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暴君可以死去,屠夫也有寿命,拉登的肉体也会被另一种巨大的暴力摧毁,但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类文化会有一种邪恶的暴力基因,它会滋长出一代代无数的“屠夫”,去屠杀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至今,这种屠杀和暴力文化仍然为我们所讴歌,或称之为“正义”,或名之为“爱国”。这是非常可怕的。

　　成吉思汗无论多么强大,拉登无论多么可怕,他们都会死的。但这种屠杀和暴力文化却能培养出新的“成吉思汗”,培养出新的“拉登”,培养出新的暴君和屠夫。要知道,民族也罢,国家也罢,它们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日本人的“英雄”正好是屠杀中国人的“屠夫”,中国人认为的“英雄”成吉思汗,也会去屠杀地球的其它国家,被称为“上帝惩罚人类的鞭子”,他灭了四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那些寡儿孤母的眼泪像黄河一样流淌着,人的头颅像戈壁上滚动的乱石。当然,我们允许蒙古人赞美成吉思汗,允许中国人称成吉思汗是英雄,但是对于那些被屠杀国家的人类来说,他其实是罪人。

　　我的《西夏咒》就写了这种反思,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反思这些许许多多的“英雄”,他们屠杀另外一群人类对吗?

　　古代某年,西部出了一个暴君,屠杀了大量的佛教徒,造下了无数的罪恶。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僧人,他化装之后,来到这个暴君跟前,一箭射死了他,然后逃走了。那僧人当然拯救了很多无辜的人,但西部有这样一种文化理念:杀人是有罪的。无论你杀的是暴君也好,坏人也罢,他这个杀人的行为本身是有罪的,后来他一直没有资格给别人授戒。当别人让他授戒时,他说自己没有资格授戒,因为他已经杀过人了。杀人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犯戒了。

　　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都应该敬畏,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理由,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因为你的理由会由于你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以及国家的教育变化出不同的花样,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正义”理由和借口。日本人用日本“正义”的理由和借口来屠杀中国人,可以编造出很多的谎言,让每一个日本人以比赛屠杀中国人为荣;但中国人也会有这样的理由和借口去屠杀日本人;美国人也可以变幻出这样“正义”的理由和借口去屠杀别的国家。

　　每一个政治家有不同的理由,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谎言,但我们必须有一种理念和文化——杀人是罪恶,人类不应该杀人。无论借什么样的理由来杀人,都是罪恶。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思想和精神,可能会超越目前我们文人中流行的一些文化理念,这种精神是人类中最珍贵的东西。

　　我在《西夏咒》写的冯道就曾用这种理念阻止了无数人的屠杀,他不管当朝的这个皇帝姓什么,只要你不杀老百姓就行。当皇帝挥起屠刀屠杀另一群老百姓的时候,冯道用各种借口来阻止这种屠杀行为。他不在乎这个当皇帝的姓李?还是姓赵?只要你不去屠杀老百姓就是好皇帝。他老对皇帝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也没有办法,只要你不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你就是佛。

　　当然,我的这种理念与我们目前所受的教育也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再反思一下今天,也许我的声音是对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那时许多被认为正确的,现在发现错了。那么,现在你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五十年之后、几百年之后是不是仍然认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

　　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人”的角度、人类生存的角度来反思这个东西。我不管政治家,不管哲学家,我只管“人”本身。无论什么民族的寡妇,当她的丈夫被人杀掉的时候,她都会非常痛苦。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理由。

　　《西夏咒》中的这种反思会不会被世界认可都不要紧,至少表明这个时代还有一个人这样想着,还有这样一种声音,还有我这样一个萤火虫。虽然这个萤火虫在黑暗中照亮不了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点光就行了。至于这个萤火虫的“光”能不能赢得世界的喝彩,我不在乎。我当然希望它不要被黑夜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