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一个人的人生，可以“尽在自己掌控中”吗？两千多年前的印度人乔达摩·悉达多也许会回答，是的。放下王子人生，独创佛陀人生。对于这个问题，我国著名的佛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方立天同样可以回答，是的。以一本书为证。
“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将阐扬中国哲学智慧作为毕生心愿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自称是“一本书主义”。他学术起步时就想着要写这么一本书，在中国哲学、文献、历史方面所做的全部思考、资料的准备，最后都是为了孕育一本代表作。他最看重的这本书，就是呕心沥血历时15年完成的91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如他所愿，他成就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本书”——当今但凡做佛教哲学研究者，都绝不可绕过的一本书。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设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5篇32章。在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对中国佛教哲学的要点、特色和演变过程作出前所未有的分析和总结。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专家评论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无论是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探究和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真义，进行现代的诠释，进一步奠筑中国佛教哲学的基础，为中国佛教哲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光明日报》将该书誉为“十五”期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四项重大标志性成果之一。
任继愈先生提及方立天，称赞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早年求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冯友兰、汤用彤、洪谦、郑昕、张岱年、任继愈、任华等大师尚在，求知若渴的方立天初入学术殿堂就有机会亲近先哲、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为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石。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从他的第一篇论文到专著，到资料集，到杂文，无不围绕这一方向展开。
1961年，方立天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决定对整个中国哲学史要进行分段研究，方老师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这一时代恰是中国儒道佛三教互动融合的时期。决定研究佛教并矢志不渝，主要是因为佛教内容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极其之大，还可以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中国的佛教研究成果又极其之少。他认为，“正因为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投身其间，脚踏实地，埋头研究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方立天以数十年呕心沥血的生命结晶巍然屹立于这一历史伟业之中，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代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
方立天的学术生涯肇始于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他先是选择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随后是侧重华严宗和禅宗。这一研究顺序，使他很自然地意识到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他的佛教中国化思想。
方立天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主要得益于三个条件。第一，与中国世俗政治的协调；第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第三，中国佛教的文化创新。同时他还概括出佛教中国化的四个途径，即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撰佛典和判教创宗。
“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虽然一生研究佛教，“但我并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对宗教”，但是“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方老师也承认宗教研究对自己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